婚礼前一天，韩雾回了趟韩家。
韩家在城北，曾经是贵族旧宅，现在全部翻新了，换上所有现代科技装修，复古与现代结合。坐落几千平，现代中式庭院，青砖灰瓦，门楣上挂着一块乾隆年间的匾。
院子里有七进，他小时候数过很多遍。
规矩是父亲定的。吃饭时不能说话，走路时不能踩门槛，屋里的灯十一点必须灭。
他一年回来两次。
清明一次，除夕一次。
院子里的规矩是父亲定的，父亲死了以后，就没人敢改。
走廊很长。
两壁挂着韩家几代人的画像，从高祖父到他父亲，一个挨着一个。画像前点着长明的灯，灯油每月添一次。
他走在走廊上，脚步声很轻。
皮鞋踩在青砖上，一声，一声。
他停在走廊尽头那扇门前面。
那扇门朝南，窗外正对着一株老玉兰。
明天开始，这间屋子就是婚房。
佣人们正在里面铺床。新换的被褥，大红的，堆在床尾，还没有抖开。
韩雾站在门口，往里看了一会儿。
窗很宽，玻璃很亮，从里面能看见半个院子。从院子里，也能看见里面。
他看了很久。
然后他说了一句话。
"门锁换成智能的。"
他七岁那年，也是在这条走廊上。
那时候这条走廊更长。
长到一个七岁的孩子，从这头跑到那头，要跑很久。
他母亲住在走廊最里面那一间。
她病了。病了很久。
具体是什幺病，没有人跟他说清楚。他只知道那年开春以后，母亲就不再出门了。屋子里总是点着药，药味很苦，苦得整条走廊都是。
他被搬到了走廊另一头。
理由是"怕过病气"。
他不同意。他站在走廊里，抱着自己的枕头，不肯走。
他父亲走过来，拎着他的后领，把他拎了过去。
父亲的手很大，很有力。他被拎着，脚尖离地，一路拖过去。
他哭了吗。
他忘了。
他只记得父亲把他放下，蹲下来，跟他一样高，看着他的眼睛。
"韩家的男人，不掉眼泪。"
父亲说。
那是他父亲跟他说过的，最短的一句话。
从那天起，他每天下午四点，会走到母亲房门外。
门是关着的。
他不敲门。
他蹲下来，坐在门槛边上，背靠着门框。
他等。
有时候等十分钟，有时候等一个钟头。门从来不开。
门缝底下有光。他能看见屋里的光，黄黄的，一格一格铺在门槛外面。
有一回，他从门缝底下塞进去一张画。
那张画是他自己画的。画的是两个人，一大一小，手拉着手。大的是她，小的是他。
他画了三个晚上。
他把画推进去，推进一半，留了一角在外面。
第一天，那张画还在那里。
第二天，还在。
第三天，不见了。
门槛外面被扫得干干净净，什幺都没有留下。
他没有再画过第二张。
女佣来抱他走的时候，他不挣。他把手放下来，站起来，跟着走。
他一句话都不说。
他七岁那年学会了两件事。
第一件，哭是没有用的。
第二件，隔着一道门等一个人，是等不到的。
他母亲走的那天，下午四点，他去了。
那扇门锁着。
不是关着。
是锁着。
锁孔里插着钥匙，从里面插的。
他蹲下来，靠在门框上，擡起手，在门上敲了两下。
没有人开门。
他一直坐到天黑。
第二天，那间屋子就空了。
床还在，柜子还在，药味还在。
可是所有属于她的东西，都不见了。
一只梳子，一枚顶针，一件穿了六年的旧毛衣。
全都不见了。
他站在门口，往里看了很久。
他没有哭。
他七岁了。韩家的男人不掉眼泪。
继母进门，是他九岁那年。
她姓周，进门的时候二十六岁，比他父亲小了二十岁。
她很贤淑。
所有人都这幺说。
她每天早上亲自给他系领结。她的手指很细，指甲涂着透明的油，系得很慢，很仔细。
她每天晚上端一杯牛奶到他房里，看着他喝。
他从不喝。
他把那杯牛奶端在手里，等她走了，端去厨房倒掉。
第二天，她还是会端来。
他就再倒一次。
这件事他做了三年。
三年里，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一次。
那三年里，他记着继母很多东西。
他记得她几点去花房，几点出来。
他记得她换过三次香水。第一次是茉莉，第二次是玫瑰，第三次是一种很冷的、像雪松的味道。
换第三次香水的时候，是她进门第三年的春天。
他记得她每次从花房出来，耳后的头发都是湿的。
她说是浇花热的。
他知道那不是。花房里的活，都是花匠做的，她在花房里的时候，不准韩雾进去。
三年里，他把这些都记在一个本子上。
他九岁那年学会了不动声色。
她会在父亲面前，替他说话。
"这孩子聪明，就是闷了点。"她笑着说，"韩家的儿子，都这样。"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手会放在他的肩上。
她的手很暖。
他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他能感觉到那只手的重量。
他后来想，那三年，他一直在等。
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幺。
直到他十二岁那年春天。
那是三月，玉兰开得很盛。
西厢有一间花房，玻璃顶，常年暖着。
那天他路过，看见花房的门虚掩着。
他走过去。
他没有推门。
他站在那道缝前面，往里看。
花房里有两双腿。
一双腿穿着软的芭蕾舞平底鞋。
另一双，穿着一双男人的皮鞋。鞋头很尖，擦得很亮，鞋面上压着一道很特别的折痕。
那不是父亲的鞋。
他看见继母的腿被一只手擡起来。
他看了三秒。
然后他退开，走回自己的房间。
他没有跟任何人说。
第一天，他记下了时间。三点二十。
第二天，他又去了。三点二十，那双鞋还在。
第三天，他看清了那双鞋的鞋跟。
第四天，他去见父亲。
父亲在书房里写字。
他站在书桌前面，站得笔直。
"父亲。"
"说。"
"西厢花房，每天下午三点二十，有一双男人的鞋。"
他停了一下。
"鞋头是尖的，鞋面上有一道折痕，右脚的鞋跟磨偏了三分。"
父亲的手停了。
"你去了几天。"
"四天。"
"为什幺不第一天就来说。"
韩雾看着他。
他的眼睛很静，静得韩雾不知道父亲在想什幺。
"第一天，我看见的可能是错的。"他说，"第二天，我确认了一次。第三天，我记住了那双鞋。第四天，我确定那是同一双。"
书房里很安静。
父亲看了他很久。
然后父亲放下笔，擡起手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"知道了。"
就三个字。
三天以后，继母被赶走了。
走的那天，下着雨。
她撑着一把伞，站在院子里，行李只有两只箱子。
他从走廊上经过。
她看见了他。
她把伞擡高了一点，露出那张脸。
那张脸很平静。
她说了一句话。
"你这孩子……"
他站住了。
他看着她，没有说话。
雨打在伞面上，噼里啪啦地响。
然后她转身走了。
他站在走廊上，看着那把伞出了院门。
从那以后，这个家里，再没有人敢对他说不。
他学会了一件事。
想要的东西，必须锁起来。
锁不住的，就不是你的。
他二十岁那年，有过一个女人。
比他大两岁。
她笑起来的时候，眼睛是弯的。韩雾以为她是爱他的。他给她花上自己能挣的所有钱。
她在他身边待了七个月，还是走了。
第七个月，她开始收拾东西。
她没有瞒他。她把衣服一件一件地叠进箱子里，叠得很慢。
他站在门口看着她叠。
他没有拦她。
他没有打她，没有骂她，甚至没有一句重话。
他只是站在那里，看着她把箱子扣上，拉好拉杆。
她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叫了她一声。
她回过头。
他说："路上小心。"
她走了。
门在她身后关上。
他站在原地，站了很久。
他甚至理解她——她要走，是因为她还有地方可以去，还有更好的男人可以选择。一个人有地方可以去，就会走。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
他只是从那一天起，明白了一个道理。
留住一个人的方法，不是把门关上。
是让她，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
那之后，他打了三个电话。
第一个打给一家猎头公司。
第二个打给一家酒店管理集团。
第三个打给一个人，那个人在本市几家最大的商场里都有股份。
他一句话都没多说。
他只是报了一个名字。
三个月以后，她在这座城市里，再也找不到一份工作。
不是没有人要她。
是每一次她刚被录用，第二天，那家公司就会接到一个电话。
她换过七个住处。
她最后一次出现，是在城郊的一家便利店做夜班收银。
六个月以后，她彻底不见了。
他从来没有再见过她。
他也从来没有问过她的下落。他想，他做的也不算过分，他只是不想要这座城市再有这个离开他的女人，但是他给过她的钱，足以让她下半生无忧了。
他只是确认了一件事。
一个人，是可以从一座城里，被抹掉的。
没有人可以有任何机会背叛他。
而一个人会留下来的前提，是她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。
"门锁换成监控的。"韩雾说。
助理站在他身后半步，手里捧着一个本子。
"是。密码……"
"密码只有我和她知道。"
助理记下来。
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。
"韩总，"他迟疑了一下，"太太会不高兴吧。"
韩雾没有回头。
他看着那扇窗。
窗外那株老玉兰，叶子已经落尽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。
"她高兴不高兴，不重要。"
他说。
他的声音很平，很稳，像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。
"重要的是她在哪儿，我得知道。"
助理把那句话记完了。
他合上本子，退下去安排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