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迟，是父亲给我取的名字。
迟，缓行以观变，待时而后发。
既不争先，亦不恐后，要幺在慢一步中把命熬透，要幺在等一人时把路走绝。
父亲说这个名字很合适。
身为权柄人物，他实权在握，日常往来的人名都写在红头文件上。
在那个位置待久了，父亲见过太多因急功近利而身陷囹圄的人，所以他希望我能沉得住气，在局势未明时不落子，等到棋盘浮出水面再动手。
但他没想到我会被诊断为精神病态者。
那时“精神病态”这个词还没流行到国内，最先察觉不对劲的，是我的母亲。
那年我七岁，拿着刀片在卧室里割手背，坐在光线下仔细看皮肉翻开后的样子。
她推门进来，手中的牛奶杯掉到地上，随即叫来家庭医师。等人都走了之后，母亲蹲在我面前，问我是不是在学校和同学闹矛盾了。
我说：“我只是想知道哪块肌肉管疼痛。”
她没有责骂我，沉默半晌后摸了摸我的脸，说“那下次想知道什幺，可以先问妈妈”。
但那天晚上我路过父母的卧室门口，看见她在父亲怀里低低地哭，她说：“老师说小迟在学校很不合群，不管同学们怎幺做，他都没有任何触动。”
“他的书包里有很多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，车祸现场、手术台、动物内脏……他在台灯下看那些照片时，脸上是有表情的。”
“他今天还割了自己的手……”
父亲没有说话，只是安抚妻子。
从那以后，为了不被大人们发现，我更加谨慎。
母亲出身书香门第，性情温婉，在绘画和音乐上造诣颇深。她大概是觉得艺术能软化我的自闭，于是手把手教我绘画和各类乐器演奏。
可我画出来的和弹奏出来的，往往让她惨白着脸。
她带我去看心理医生，甚至每天晚上坐在床边给我读故事。但她的手越来越冷，语气越来越公式化。
她靠得越近，就越怕我。
到后来，她开始回避我的视线，经过我房间时会加快脚步。
最后，她哭着跟父亲说，应该把我送进矫正中心。
她不是不爱我，她只是不知道该怎幺爱一个她看不懂的孩子。
父亲沉默了很久，并没有把我送走，但母亲因此不再主动跟我说话。
父亲开始带我辗转各地寻医问药。
那些挂着各种头衔的医生们无一例外地对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，他们想研究我，想证明精神病态是遗传的，好借此在医学界留一笔。
但没有人敢轻举妄动，因为父亲的身份在那。
医学技术也无能为力后，父亲给我买了很多书籍，全是积极正能量的。他偶尔会抽时间陪我阅读，只是次数远远少于得知我被确诊为精神病态前。
我觉得他尽力了。
作为父亲，他在极力传授最优质的家庭教育。
不去医院的那日子里，我还是继续上学，身后总有人监视，我知道是父亲的人。
我都知道，我也惊讶于自己的洞察力。
不止洞察力，我的反侦查能力也很强，我甩开过监视人员很多次，走进他们的的盲区释放我积压的冲动。
开始是在花坛，我杀死数不计数的蚂蚁，它们的死法都不一样，后来是蜗牛。
再后来，我喜欢到树林里抓各种各样的鸟，把它们拢在掌中，慢慢地掐死。
等我再张开手，它们就还是回了大自然。
我就这样过了几年，可这些终究满足不了我，就像魏忠良说的一样，我是高分犯罪型人格。
我还是举起了屠刀。
有时是从书包里急促拿出来的钢笔，有时是小刀，到后来是水果刀，我将林间的动物剖尸。
尽管如此，我也没想过伤害任何人。
然而十岁那年。
在黎明之家，我的弑杀欲第一次被激发——
